曾刚认为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，总量上自然是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融资成本。结构上要加强对重大战略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，进一步优化结构。

　　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、社会发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异，要进行跨境联手，对狡猾的犯罪分子实施精准打击，并不容易。它意味着国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连续稳定的政策支持，才有可能铲除这个毒瘤，去除掉老百姓的一个“心头大患”。不难想象的是，类似情况如果出现在美国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国家，很有可能再次沦为政党间相互攻讦、搞拉锯战的一张政治牌，而民众真实的切身利益则在一拖再拖中不断受到更大的伤害。

　　如果中美欧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能达成一些共识，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。其中一个关键正如中方在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所提到的，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，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；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，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。能否抱持这种健康的、建设性的心态，不仅关系到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效，也关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