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城市对个贷率的预警标准并不相同，但多以85%或90%为阈值。以湖南长沙为例，今年4月，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“商转公”新政，但就在尝试免除居民自筹垫款环节不到两个月，截至6月30日，长沙住房公积金中心个贷率达到了85.99%。当地媒体报道显示，今年7月，长沙对“商转公”业务进行了限流。

　　然而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、社会发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异，要进行跨境联手，对狡猾的犯罪分子实施精准打击，并不容易。它意味着国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还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连续稳定的政策支持，才有可能铲除这个毒瘤，去除掉老百姓的一个“心头大患”。不难想象的是，类似情况如果出现在美国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国家，很有可能再次沦为政党间相互攻讦、搞拉锯战的一张政治牌，而民众真实的切身利益则在一拖再拖中不断受到更大的伤害。

　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“一把手”霸道行权现象，并提到多个案例，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、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，力排众议“关照”利益关系人。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“自家事”，对工程发包、人事任免、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“一言堂”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“一言堂”，还在用人中大搞“一句话”，任人唯亲唯利，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，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、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；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，“感觉自己权力很大，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”，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，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，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，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