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 第一视点·记者手记丨众人新澳六开彩开奖结果记录的事情由众人商量
元旦刚过,浙江各地气象万千,省两会时间也将开启。民营企业家、科研教育工作者、村社干部、车间工人和农民……代表、委员们将带来基层一线的声音,献计献策、交流互动,关注民生、共商发展。
这是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窗口,也是基层各类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,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,有事好商量,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,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,是人民民主的真谛。他强调,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,主要发生在基层,要按照协商于民、协商为民的要求,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。
在浙江,从杭州余杭的小古城村,到台州温岭的工厂车间,再到宁波宁海的民生实事票决制,一个个鲜活实践不断涌现。
省两会即将召开之际,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故事,从三个窗口,感受看得见的变化,触摸最广泛、最真实、最管用的民主脉动。
余杭小古城村一景。拍友 欧阳晗 摄
在这里,掂出“最广泛”的成色
小古城村的“传家宝”
“村里办培训学校,一年能有几个班?”
“到时别连租金都拿不到!”
“我支持,住村里的人多了,我们农家乐生意更红火……”
2024年末,小古城村村委会二楼,一场议事会火热进行。村两委成员、钱一组村民代表、农创客金汶斌等20余人,围坐一起,各抒己见。
讨论的焦点,是2.38亩土地的“未来”。
小古城村是径山脚下的茶乡小村,因坐落村内的“小古城遗址”得名。近年来,随着“千万工程”持续推进,村庄面貌焕然一新,游客数量逐年增长,村民年人均收入达5.4万元。
但文旅业态不足,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。为此,村里规划研学线路,增加茶道体验等空间,与农场、民宿等串珠成链。钱一组的这块地,就在关键节点上。
金汶斌一眼相中这块地,想建一个集培训、农产品展销等于一体的田间学校。他是径山镇人,之前在外创业,2016年到小古城村租下1200多亩闲置用地,建起了农业园区。
村民却提出,最好村里自己投、自己干,“赚的钱都在自己口袋里”。
双方各有想法,村干部左右为难。
怎么办?
他们用上了“传家宝”——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。
现场,村党委书记林国荣为大家算账:村年集体经济收入虽有1000多万元,但各项开支不少,从征地到建房,需几百万元,压力不小。
钱一组村民小组组长宓小华担忧,后续运营村里缺人,收益难保障。
“我和村里一起建!”这时,金汶斌也表了态。
两个多小时的“你来我往”,村民的疑问一个个解开。最终,双方达成共识:村里征收土地,金汶斌投建运营项目;每年的经营收入,和村里分成。
“20年间,从环境整治到产业振兴,村里发展重心在变。245名新乡人、旅乡人、归乡人入驻后,也出现了新老村民融合、利益协调等乡村治理新课题。‘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’,当年习书记肯定的这个做法始终管用,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!”林国荣感慨。
时间回到2005年1月4日,新年第一个工作日。下午3时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村里,访农户,开座谈会,调研“三农”工作。
当时,小古城还是个“新村”——2003年,由钱家滩、俞家堰、吴山三村合并而成。并村易,并心难,因三个村集体经济盘子大小不一,闹出了许多矛盾。比如,新建村道,个别村民极力阻拦,觉得“花老村的钱、便宜了外村人”。
余杭小古城村村民在大樟树下议事。 径山镇供图
对此,村里摸着石头过河。小到沟渠填埋,大到土地流转,涉及村庄建设和村民利益的事,22个村民小组一件件协商,今天谈不拢,明天继续议,还真啃下不少硬骨头。
“我们汇报了这一情况,习书记很感兴趣,问了好几个问题,鼓励我们‘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’,做得很好。”林国荣记忆犹新。
这天,原定80分钟的调研行程,持续近3小时。离开前,习近平同志嘱咐村干部,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,服务好“三农”。
两个多月后,在淳安县下姜村座谈时,习近平同志再提“民主”。他说,发扬民主很重要,干部与干部之间、干部与群众之间,没事常联系,有事多商量,集中大家的智慧办大家的事。
事实上,21世纪初的浙江,经济高速发展之际,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挑战,各类矛盾纠纷频频发生,群体性上访时有耳闻。
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。他在《之江新语》专栏撰文指出,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,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。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、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,基层民主越健全,社会就越和谐。
他要求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,综合采用政治、经济、行政、法律和民主协商等多种手段,提高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消灭在萌芽状态、控制在局部的能力。
2005年,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“法治浙江”建设的重点调研课题,深入安吉余村等地调研,还到企业、学校等考察和听取意见。随后,省委作出建设“法治浙江”的重大决策部署,并将民主法治村(社区)建设写入建设要点。这一制度持续至今,成为推动基层治理民主化、法治化的重要载体。
与此同时,2005年开始,浙江还在全国率先出台《浙江省村级组织工作规则(试行)》《关于实施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制度的意见(试行)》等,建立健全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等制度,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。
一时间,诸暨深化“枫桥经验”、温岭创新“民主恳谈”、象山推广“村民说事”……基层民主之花,在山区海岛、田间地头盛开,从一个个盆景,变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
20年来,小古城村的“传家宝”,还用到了乡村旅游等发展新领域,融入了农创客等议事新主体,有了公益事业项目申报制、问题处置派单制等一系列制度。
所谓公益事业项目申报制,说的是每年春节,每个村民小组当年要做什么项目,先开户主会商议,再报村里;村两委班子现场踏看后,开村民代表大会等讨论;最后,表决公示、组织实施。
村民林加新说,从大树挂牌到围墙改造,村里的大事要事难事,所有人一起议、一起定、一起干,矛盾少了,事也顺了。
这也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,“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”。
眼下,田间学校计划春节后开工,金汶斌还打算加码投资:再建一个茗竹径山茶庄园,未来可容纳200人住宿。
事情“议一议”,就能往前“推一推”。
小古城村的“传家宝”,确实灵!
2024年,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签约。 拍友 江桔飞 摄
在这里,感受“最真实”的本色
62本笔记里的“民主恳谈”
打工人变成合伙人。
聊起人生这一重大转折,温岭市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董强忍不住兴奋。
这是2020年6月,一年一度的工资集体协商会上,工会干部、职工代表、企业高管“民主恳谈”出来的成果——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扩容,范围从原定的科长以上管理人员拓展到一线工人。眼下,这家年产值超19亿元的民营企业里,已有149名员工获得激励,拿到338.2万股限制性股票,当上股东。
“民主恳谈”,这一基层协商民主形式,也由此显现跨越时空的生命力。
1999年6月,温岭市松门镇举行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。图源:温岭日报
1999年6月,温岭市松门镇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上,一名干部突然走下台,将话筒递给了一位村民。那天,从邻里纠纷到村镇建设规划,村民提出疑惑,干部详细答复。
这种干部与群众平等对话、协商重要事项的形式,被命名为“民主恳谈”,推广到温岭、台州乃至全省,并于2004年获第二届“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”。
2004年6月,习近平同志到台州市调研时,也关注到了温岭这一“民间创举”。他在一次会议中指出,在创新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实践形式方面,全省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,取得了许多成效。其中,就包括“民主恳谈听证”。
“这一经验,不仅在村里管用,解决劳资矛盾也行得通!”74岁的温岭市集体协商指导员陈福清,用62本笔记本,记下了“民主恳谈”向行业、企业延伸的历程。
世纪之交,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浙江,外来人口不断涌入,部分企业的管理却相对粗放,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劳资纠纷多发高发,甚至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。
对此,习近平同志强调,要把化解劳资矛盾,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,作为建设“平安浙江”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来抓。在义乌调研时,他肯定了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的做法,并指出“如何维护各方面群众的权益、营造各方面群众的和谐关系,成为工会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”。
当时,羊毛衫行业在温岭十分红火,劳资矛盾也闹得很凶。老板随意报价、拖欠工资,类似情况屡见不鲜。工人频繁跳槽,半年换三四家工厂的现象也很普遍。
“矛盾最激烈的时候,部分企业近半工人停工。”时任新河镇工会副主席的陈福清记得,镇里有113家羊毛衫工厂,从业工人1.2万名,每年劳资纠纷上百件,占全镇上访数量的45%。
统一工价,迫在眉睫。
但工序工价,都是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新的工价表,如何让职工和企业都满意?
陈福清带上笔记本,一家家调研走访。羊毛衫行业有六大工种69道工序,按照各个企业给出的工序价格,他算出每个工种的平均工价。这张表,先给职工代表商议,再请企业代表恳谈,找到最大公约数,寻求最优解决法。
2003年8月8日,在市镇两级工会见证下,双方签订第一轮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。
此后,羊毛衫行业每年进行一次工资集体协商。
陈福清的笔记本里,记下这样一个变化:2006年,新河镇实现工资纠纷零投诉、劳资矛盾零上访,“习书记说‘基层民主越健全,社会就越和谐’,这是有力印证。”
鞋帽服饰、泵与电机、机床工具……这些年,老陈的笔记本里出现了越来越多行业和企业的名称。
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。大元泵业供图
大元泵业就是其中之一。起初,厂里通过集体协商给管理人员、普通职工定薪;后来,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等不断提升,大家开始商议如何开展股权激励、创新奖励等。
“通过协商恳谈,职工诉求得到充分表达,我们也能完善薪资体系,让广大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,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。”公司董事张又文说。
人人都有知情权、表达权、话语权。亲历工资协商的董强也越来越感受到,民主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民主就在自己身边。
面向新时代,温岭还在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内容迭代升级。2023年,陈福清参与制定的《行业性能级工资集体协商规范》实施,明确将工人薪资与职称、技术、学历、创新等挂钩,推动以技提薪、以薪留人、以人稳企,系全省首个。
一年来,全市12个行业的701家单建非公规上企业已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,受益职工达20余万人,技术工人年度预期薪酬同比提升8%。
怎样覆盖更多企业、技酬如何更匹配、职工满意度如何……现在,老陈依然没闲着,奔波在工会和企业之间。
他的笔记本,未完待续。
2024年1月,宁海县人大代表们投票表决2024年县民生实事项目。宁海县人大供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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迭代的“票决制”
2024年12月末,宁海县大佳何镇人大主席李杰拿到一份报告。2025年镇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候选名单上,人大主席团提交的4个项目全部在列,包括里袁村水管改造、葛家村体适能训练基地建设等。
但他还不能“放松”,在接下来的镇人代会上“票决”通过,这些项目才能启动实施,“每个项目都经过近半年的征集、调研、讨论,背后是沉甸甸的民意。”
政府每年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实事,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的重要部署。他多次强调,落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,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、让人民群众做主、让人民群众受益、让人民群众满意,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。
群众提、代表决、政府办,是宁海的一大创新,开了全国先河。
2008年,该县力洋镇客运站改造项目,因土地承包户漫天要价,僵持了两年多。
“习书记的《为民办实事旨在为民》一文给了我们启迪,我们开始探索怎么进一步扩大民意征集范围,让人大代表投票决定政府实事工程。”时任宁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志来说,人民群众自己选出的项目,更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。
2008年,这一模式在力洋镇、大佳何镇试点。客运站项目从投票确定到征迁完成,只用了两个月。
小镇实践,走向更大舞台——
2009年,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在宁海14个乡镇推行;
2018年,实现浙江市、县、乡三级全覆盖;
目前,全国有94个设区市、1417个县级人大学习借鉴;
……
党的十八大后,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工作提出更高要求,“要把民主选举、民主协商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,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,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。”
“票决制”,又升级了!
“为民办实事工作中,人大代表不是举手投个票就好了,从项目征集开始,就要汇聚更广泛的民声民意。”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严义靖说。
走访网格、线上调研、开座谈会……近半年来,李杰和60多名县镇两级人大代表,围绕“选什么项目”“能不能做”等,开展了一场场“对话”。
大佳何镇中心小学跑道年久失修情况,就在调研中被发现,代表们立即邀请师生代表、镇里干部一起商议。
“操场用了12年,没破损的完整跑道不超过10米。”
“学生锻炼施展不开,也不安全。”
“镇里没资金,要向上一级申请。”
你一言我一语,厘清了问题,也摸清了难处。
随后,代表们走访其他乡镇中小学,并与县教育局进行专题座谈。经过充分协商讨论,镇人大主席团正式将“中小学校畅跑工程”方案提交到县人大。
据统计,仅2023年,宁海全县开展民生实事线下征集活动90余场,线上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850多条。县人大向县政府提出18个建议项目,其中14个被吸纳。
浙江各地,每年票决(票荐)产生约1万件民生实事,解决了包括交通出行、养老服务、医疗保障、学前教育、电梯加装等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、需求迫切的问题。
“通过‘几上几下’的项目甄选,不断迭代的‘票决制’,既有民主决策的内涵,又兼容民主协商的优势,让‘群众呼声’变成‘幸福掌声’,用民主的方式方法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,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。”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有关负责人说。
20多年来,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谆谆教导和鼓励,从樟树下议事,到板凳上说事,从城乡社区、工厂车间里的民主恳谈会,到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联合进村(社),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,浙江人民探索创新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协商民主形式。
察民情、听民声,群策群力、集思广益,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各级决策层,越来越多群众的意见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。
这,就是管用的民主——
“民主不是装饰品,不是用来做摆设的,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。”
潮新闻 记者 周咏南 沈晶晶 戴睿云 唐骏垚
2024年,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了2次载人飞行任务和2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,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已于1月圆满完成,后续还将陆续实施神舟十八号和神舟十九号2次载人飞行任务及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。执行2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选定,正在开展任务训练。目前,驻守空间站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,预计于4月底返回地面。
此前,2月23日,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。会议提到,持续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,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,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。
吴江浩:这是我第三次来日本常驻,上一次是2003年到2008年。时隔10多年重返日本工作,深切感受到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,但更大的变化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经历剧烈动荡。中日之间利益融合,面临重要合作机遇,同时受到国际形势特别是外部因素干扰,各种新老问题交织凸显。这是我们过去未曾遇到的局面,给双方运筹中日关系带来新困难、新挑战。